金庸有过3段婚姻，育有2子2女，大儿子19岁时为情自杀，令他万分悲痛。金庸同样情路坎坷，但他心底有个最美好的身影，那就是他的梦中情人夏梦。

1999年3月26日，金庸先生被任命为浙江大学人文学院的首任院长。当时，社会上对此事的讨论颇为热烈，既有期待，也有质疑。有人认为金庸是武侠小说家，缺乏高校管理经验，因此对他担任这个职务抱有疑虑。当时，张梦新刚刚担任学院党委书记，也对此有所担心。但在与金庸共事六年之后，他深刻感受到自己的担忧完全是多余的。金庸先生展现出的风范可以用三句话来总结：他是尽职尽责的院长，平易近人且富有智慧的长者，同时也是和蔼可亲、循循善诱的大师兄。 金庸的才华早在年轻时就展现无疑。1941年，金庸还是一名高中生时，他便在《东南日报》副刊上发表了一篇文章，标题为《一事能狂便少年》。在这篇文章中，金庸写道，“狂气与少年似乎是不可分离的。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，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。”这份“狂气”成了他日后不断追求梦想的动力。尽管年轻时金庸曾考入重庆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，并有成为外交官的理想，但因替同学打抱不平而遭到开除，这一理想未能实现。然而，命运却引领他走上了另一个方向。 1955年，《新晚报》副刊主编罗孚找到了金庸，告诉他梁羽生的《草莽龙蛇传》即将连载完毕，而下部作品还没有着落。罗孚要求金庸替梁羽生接棒，尽管金庸自己从未写过小说，但他作为梁羽生的忠实读者，每期都会看小说，于是他答应了这个挑战。 当天，编辑部派了一位老工友到金庸家催稿，要求金庸在晚上九点前写出一千字的稿件，否则第二天报纸将出现空白。金庸看着来催稿的老工友，灵感一触即发，于是他迅速构思出了一段文字，描述了一个年近六十、须眉皆白但神采奕奕的老者，这一段文字也成为了金庸经典武侠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的开头。

回望金庸的人生轨迹，他的感情生活可谓跌宕起伏。三段婚姻见证了他在情感道路上的坎坷。第一任妻子杜冰是他的青梅竹马，两人相识于浙江海宁。婚后育有一子一女，但最终因种种原因分道扬镳。第二任妻子朱玫陪伴他度过了事业上升期，为他添了一子一女。第三任妻子林乐怡，则是在他功成名就后相识相知，成为他生命的最后陪伴者。 然而，在金庸的家庭生活中，最令他痛心的莫过于长子查传倜的离世。1967年，年仅19岁的查传倜因感情受挫选择了轻生，这个打击对金庸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。正值青春年华的大儿子，原本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，却因一场情伤永远离开了人世。这样的打击让金庸一度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。 也许正是这份刻骨铭心的伤痛，让金庸在创作《天龙八部》时特别着墨于父子情。小说中萧峰与养父萧远山的故事情节，处处透露着对亲情的深深眷恋。那些笔触下的温情与遗憾，仿佛是他对儿子的一种特殊告白。在创作过程中，金庸将自己对亲情的思考和感悟融入字里行间，这或许也是他疗愈心伤的一种方式。 生活给予金庸的打击远不止于此。他的婚姻生活虽然有过波折，但都未能真正抚平他内心深处的那份遗憾。那个令他魂牵梦萦的身影，那个让他刻骨铭心的女子，却是一个永远无法拥有的梦。这便是日后被他写进小说、融入笔墨的夏梦。

金庸是个坚定的儒家，这一点毋庸置疑。《明报》也有着浓厚的儒家气质。在内地，金庸所遭遇的待遇，实际上反映了儒家思想在中国的现实表现。在香港，金庸作为儒家思想的倡导者，未曾受到太多非议，最多的批评是认为他过于中庸。 金庸的被批评，虽然冤枉，但也并非毫无原因。从《金庸与明报》中的表现可以看出，金庸一方面坚信民主自由，另一方面又积极提倡强大、统一、稳定等儒家的理念。所以，尽管《明报》在香港深受欢迎，但它却也因为摇摆不定的立场，遭到了批评，被视为机会主义的报纸。 金庸的创作成就斐然，到他封笔时，已创作了15部作品，并为其中14部书名各取一字，组成了一副对联：“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”。1970年，金庸决定开始全面修订这些武侠小说，尽管他坚持故事大体不变，人物也不变，但却对前后矛盾的情节进行了修改。 其中最显著的变化就是他对小说中爱情故事的改写。例如，在新版的《射雕英雄传》中，金庸增加了黄药师和梅超风之间的情感纠葛；在《碧血剑》中，袁承志的爱情不再单一地倾向于青青，而是被阿九吸引，并最终爱上了阿九。而在《天龙八部》的结局中，段誉并没有与王语嫣成婚，反而娶了木婉清、钟灵以及西夏公主的侍女晓蕾。 王语嫣则在离开段誉后，回到了慕容复身边。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则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坚贞不渝。金庸对此解释道，他对爱情观的变化，是因为他对人性有了更多的了解，“三心二意的爱情更符合现实”，他说“人生最理想的爱情是专一的，但不专一的爱情常常发生，这样改写才更接近现实”。 81岁时，金庸被剑桥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，然而他却依然希望能亲自去剑桥攻读一个博士学位。